儒道两家更趋融合儒道两家更趋融合，形成了你中有你的局面，形成了你中有你的局面

为儒家赢得统治地位的时期，亦为道家黄老学盛行一时的时期。在先秦，儒道两家皆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员，学术上处于平等地位；而在汉代，儒家成为了官方的统治哲学，道家则成为了在野的学派。但不论它们的地位发生了何种变化，从思想上来说，儒道两家更趋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黄老学的盛行与儒家的独尊，前后有一个递嬗的过程。自从推行法家政治的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迅速崩溃之后，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们，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提倡清静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儒道两家更趋融合，形成了你中有你的局面，因此黄老道家曾经在西汉前期盛极一时。之后，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政治，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才逐步地赢得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际意义就是要以儒学来代替黄老学的地位。黄老之学失去了官方的支持，而逐渐地成为官方儒学反对派手中的思想武器。这是儒道两家在汉代斗争的一面。然而在另一方面，两派的思想却更趋融合，更呈现出互补的特点。例如，西汉前期黄老学的代表著作《淮南子》一书，就大量地吸取了儒家、法家、阴阳家诸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儒家的礼义仁爱学说。《淮南子》一方面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宇宙生成论学说，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由道演化出天地万物的过程，并对老子的无为学说做了新的诠释，认为无为并不是不干事，而是要“循理而为”；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吸取了儒家的仁政礼治的思想，并把仁义当做治世的根本，把法制礼乐当做治人的工具。

《淮南子·泛论训》说：“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故仁以为经，义以为纪，此万世不更者也。”认为法制礼乐应当因时而变，仁义则是万世不可变的。“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淮南子·泛论训》）这种以仁义为经、利民为本的思想，显然是接受了儒家人本主义思想的结果。由此可见，在《淮南子》的这一道家著作中，儒家的仁义学说已经在其政治伦理学说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淮南子》一书是儒道互补的产物。这种儒道融合的思想倾向，不仅黄老道家是这样，就是最著名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的思想亦是如此。虽说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但他的儒学思想并不拒绝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董氏儒学不仅继承了先秦的儒家思想，而且也吸取了道、法、阴阳诸家学说。尤其是他的阴阳刑德思想，明显是直接从黄老帛书《十六经》中吸取而来的。例如董仲舒讲“阳为天之德，阴为天之刑”、“任德而不任刑”等思想，皆出于《十六经》。在《十六经》中，早就有了“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而后刑以养生。……凡谌（戡）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的思想。至于汉代最大的哲学家王充的哲学思想，更明显地表现出基本上是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王充在自然观上坚持了黄老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提出了元气自然说，认为“自然”即是无意志、无目的、“无欲、无为、无事者也”，天地则是含气之自然。王充批评了俗儒所宣扬的“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思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继承与发挥了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学说。然而王充在社会政治观上，却主要是儒家的礼义治国的思想。他说：“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论衡·非韩》）他把“礼义”当做治国的根本。在王充思想中，一方面为了批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谶纬迷信思想，坚持了元气自然与天道无为说，并把这一学说贯彻到政治领域，提出了偶然论与时命论等思想，认为人的吉凶祸福乃至国家的存亡安危，皆是在于时运或偶然遭遇，即所谓“适偶之数”而已。而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儒家的礼义治国的重要性，提出“志在修德，务在立化”，十分重视道德教化对治理国家的作用。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王充虽把儒道两家思想吸收进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但这一体系是矛盾的，儒道两家思想并没有真正建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真正能把儒道两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应推魏晋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