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清波先生观点的误解与研究文化的渊源

这是对段清波先生观点的误解。如果多少了解一点研究背景秦始皇陵兵马俑历史背景和基本现状的资料，就不会轻易贴上“文化是西方传来”这种标签然后再群嘲一番

考古学上的“秦文化”，指存在于一定时间（约商末周初至西汉早期）、分布于一定空间，主要由秦族秦人及相关人群创造和使用的，有自身特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秦文化的渊源和流向已经比较清楚，可确认的最早的秦人统治阶层的遗存发现于西周中期的陇东地区，其中贵族葬制、葬俗以及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特征具有商文化的风格，与甘青地区大体同时期的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被认为和羌戎系民族有关 ）迥异，这说明早期秦文化并不是在当地土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司马迁《史记·秦本纪》有关秦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的记载是可信的，也就是说秦族东来基本可以认定，当然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也大量吸收了周文化和甘青古文化的因素。

段清波没有挑战上述主流观点，他不认为“秦文化是西方传来”，而是认为秦文化中包含外来文化因素或者说体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分。具体见 《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一）》、《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二）》、《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三）》，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2期、3期。 论文一共分三部分，考虑到相当多的人根本不会去看论文，这里稍微花些笔墨介绍论文背景并摘录原文内容。

首先，作者的论述也是建立在前人发现和研究基础上的。在他之前，也没有人认为秦文化就是完全封闭发展的、与其他文化特别是秦以西的文化不存在任何交流和互动。可以列举以下几条：

1、中国境内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前的人工铁器主要见于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原偏西的地区，春秋列国中秦的铁器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时代最早。赵化成认为秦文化中的屈肢葬、铁器、冶铁、黄金 等的大量使用均为文化交流的表现。见：赵化成．试论秦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交流〔Ｍ〕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赵化成．公元前５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工铁器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Ｍ〕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 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１９５６—１９９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

2.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中出土的金银器中的某些技术，包括镶嵌宝石、颜料彩绘、金珠焊接、圆雕等，被认为是接受了西方（包括欧亚草原和西亚）的工艺思想。见： 黄维、陈建立、王辉等. 马家塬墓地金属制品技术研究[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中出土的青铜水禽，文保专家在修复过程中发现其中的分铸工艺、连接工艺、芯撑设置工艺、芯骨的使用、铜片镶嵌补缀工艺、底部方孔等工艺措施，尤其是铜片镶嵌补缀工艺，在中国先秦青铜器上很少见或从未出现，这些技术在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地中海地区的青铜雕像上广泛存在。见：邵安定. 秦始皇帝陵园出土彩绘青铜水禽的补缀工艺及相关问题初探〔J〕. 考古，2014，（7）.

4.卢卡斯认为兵马俑受到古希腊艺术的影响，见：Lukas ，The First and in China, of the of and / 76 / Issue 03 / 2013, pages 413 –447.相关新闻报道很多这里就不多说了。 早在2004年卢卡斯就与作者有当面交流。

其次，作者为秦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提出或综合了一些新的考古证据和论述。

其中和秦始皇陵有关的是（一）：

1.兵马俑：山东临淄郎家庄陪葬坑中出土有成组春秋战国之际高10 厘米左右的陶俑 ，战国时期列国墓葬中也只有零星的发现，秦国直到战国晚期才在咸阳周边的几处墓葬中发现一些陶俑。这些秦国陶俑类别有骑马俑、人俑以及陶马，高度一般在10厘米左右，最高不超过20厘米，总体特征是基本没有人体尤其是面部的细部刻画，人体、陶马的肢体比例既不协调也不准确，虽说也彩绘装饰，但只有白、红和黑三种颜色；陶俑既有烧制的，也有泥塑的。到了秦统一阶段，秦兵马俑高度骤然间增高到180~196 厘米之间，二者之间不仅在体量上有巨大的反差，而且在制作工艺、彩绘方式、陶俑种类等方面也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战国秦俑的形态特征、服饰风格，作者认为其艺术形象可能受斯基泰文化的影响，而秦兵马俑的时代、艺术风格则与阿富汗出土的彩绘陶俑上相近，因此段清波先生观点的误解与研究文化的渊源，秦兵马俑的艺术可能另有渊源。

2.都卢寻橦百戏俑：秦始皇陵园K9901号陪葬坑出土了一批原大彩绘百戏俑，雕塑方式、彩绘风格和兵马俑一致，但这批陶俑和兵马俑的造型有所不同，其躯干、骨骼和肌肉等的表现手法和精确的肢体比例显示出艺术家对人体解剖学的精确掌握；其用力时双臂隆起的肌肉、上举重物时侧腹的肌肉和肋骨、背部明显 的脊椎股、肥硕隆起的腹部姿态等，也表明雕塑家对人体运动力学的熟练掌握，而这种艺术风格在此阶段的东方文化传统中也绝无仅见。百戏俑中有一尊被认定为都卢寻橦俑。“都卢寻橦”是一项顶杆杂技，是由从春秋时期的“侏儒扶卢”发展演变而来的，但从汉代称其为“都卢寻橦”的“都卢”（地名）名称看，作者认为是当时人们通过西南丝绸之路，将缅甸一带的“都卢寻橦”杂技带到关中，与中国原有的“侏儒扶卢”技艺相融合秦始皇陵兵马俑历史背景和基本现状的资料，形成了新的杂技艺术。

3.秦始皇陵封土内的高台建筑：作者认为秦始皇陵封土中的高台建筑与波斯帝国时期的居鲁士六层台阶石陵墓和莫索拉斯总督陵墓上层二十四级台阶可能存在某种关联。

4.条形砖和拱券技术：自秦始皇陵开始出现条形砖后的一百多年间，鲜有以条砖来筑砌墙体或拱券技术的相关材料发现，而在张骞通西域后的西汉后期，拱券技术似乎是一夜间异常发达起来的。作者认为虽然自秦代开始制作条形砖的技术已经通过文化交流传到中土，但拱券技术并没有随之推广，只是到西汉张骞凿空之后，这一技术才再次传入东方并得到推广。

5.铜车马：中国古代从没有过以青铜车作为座驾的现象，而在遥远的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353年建成的莫索拉斯陵墓的顶端就有先例，其造型、青铜车马理念与秦始皇陵铜车马之间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作者推测这两种文明曾发生过前所未有的碰撞。

和秦文化有关的是（二）：

1.槽型板瓦：春秋中晚期凤翔雍城宗庙遗址突然出现的槽型板瓦，在秦文化中属于来无踪去无影的现象，而在遥远的地中海区域、波斯帝国疆域，却在更早的时期流行这种类型的板瓦，且传承有序，不得不使人怀疑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交流的现象。

2.石刻石雕：勒石记事在埃及、希腊及西亚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位处列国西境的秦国不仅拥有列国不见的石刻，而且直至东汉后期，石刻艺术才开始频繁出现于中土，石刻艺术品出现的时间呈现西早东晚的状态，虽然石刻石雕艺术风格在由西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逐步吸纳了当地固有的艺术特色，但从时代上看，由西向东发展的链条基本完整。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碑刻之创制受西来影响。 （这一点并非作者独创，类似的看法见：/）

3.茧形壶：战国晚期出现直至西汉前期，茧形壶在秦文化分布地广泛地存在和流行，而地中海塞浦路斯岛也发现同类器形的壶段清波先生观点的误解与研究文化的渊源，流行于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前后。塞浦路斯岛上的茧形壶一般做盛酒或香水用，秦汉时期的茧形壶多数出土在墓葬中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可能发生过交流现象。

在文中列举的证据中其实也有不太靠谱的，比如 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禁不得祠”说明佛教秦代或更早已传入中土，对此个人还是比较相信辛德勇的解释（辛德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Ｊ〕．文史，2012，（２）．）。比如秦始皇陵陵区内的修陵人乱葬坑出土人骨的体质人类学观察和线粒体DNA分析，其实后者的结果已经明确否定劳工中包含所谓“欧罗巴人种”的可能性。这些放论文里也只能起到壮声势的作用。

最后（三），是作者对上述考古证据的解释，或者说对这种物质表象背后的文化交流实质做出一些推测（没错，他自己承认是猜测），也就是秦在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受到波斯帝国的影响。透物见人本来就很难，而这很显然是极易引发争议的内容。这里要强调的逻辑是，即便你可以把这一部分内容批得一无是处，也不能反过来用推测的错误去否定事实证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历史背景和基本现状的资料，否认秦文化确实存在与西方的交流。而且，存在文化交流和秦文化土生土长、相对独立发展的论述并不矛盾，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对此没必要大惊小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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