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尧传舜，舜传禹托付之言。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十六字心传”。人心险恶，道心微妙，只有精研专一，才能真诚的遵守中和之道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论文，这是最早的记录。

孔子述而不著，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编修六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乐经》，其中《乐经》毁于秦末战火“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开创私人讲学之风，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论文，维护周朝的“礼”制，以消除战乱。

后经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门人发展，创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形成原始儒家经典。

西汉汉武帝时期为建立封建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王朝的需要，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至此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董仲舒对于儒学的发展主要在于他把儒学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他认为，“《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春秋》经所载对于各类社会事件的判断和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具有某种法典的意义，可以作为当今社会（汉王朝）判断各类事件和评价人物的依据和范例。这也就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流行的所谓“春秋断狱”说。由此，他们进一步又认为，《春秋》经中所说的“三统”、“三正”、“三世”等理论，都是为汉王朝的建立作论证的；

《春秋》被认为是孔子所作，而孔子所作的《春秋》又居然是为汉王朝制订礼义法度，那么孔子应当放在什么地位上呢？董仲舒与汉儒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称号：“素王”，即一位没有实际王位的王。这样，儒学就开始与当时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了起来。不过，这在董仲舒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直至东汉章帝时，由皇帝亲自主持召集大儒们举行了一次“白虎观”会议，会后由著名学者班固整理纂集，公布了一个官方文件：《白虎通德论》，这才真正完成了把儒家一部分主要学说转变为实际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以及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从此以后，儒学已不再是单纯的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学说了，而是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制度方面的律条的作用。

与儒学政治制度化发展过程的同时，两汉时期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在董仲舒和当时流传的纬书中，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如董仲舒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春秋繁露·郊祭》），并且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自然也就成了教王。为了神化教主，在当时流传的大量纬书中，不仅把孔子说成是神的儿子，而且把他的相貌也描绘成与一般凡人极不相同的怪模样。同样，为儒家所推崇的历代圣人，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等，在纬书中也统统被装扮成了与众不同的神。这些纬书都是以神话和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说来附会地阐释“六经”以及《论语》《孝经》、“河图”、“洛书”等，这些也可以视作是配合当时儒学宗教化所需要的儒教经典。再有，由秦汉以来逐步完备起来的儒家礼仪制度（可参看《礼记》中的“冠义”、“婚义”、“乡饮酒义”、“聘义”、“祭义”等篇的内容），也为儒学的宗教化准备了仪式上的条件。从两汉儒学发展的历史看，儒学的宗教化是与儒学的政治制度化密切相关的，是同步进行的，前者是为使后者得以成立和巩固服务的。

儒学社会政治层面功能的形成和加强，同时也就减弱了儒学作为一般伦理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层面的作用。在原始儒学那里，它是通过道德教育、理想教育去启发出人们遵守道德规范、追求理想社会的自觉。所以，儒学对于士大夫们的修身养性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可是，当儒学的一些主要内容被政治制度化以后，它就成了不管你自觉与否，自愿与否，都必须遵守的外在规范，因而它的修养意义和作用就大大地被减弱了。这样，儒学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却成了它在道德修养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机。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腐朽，士人报国无门，只好另寻出路。玄学乘此流弊而起，调和名教（儒学礼教）与自然（性情）的矛盾，而其中又都强调以“自然”为本，调和政治与个体的矛盾，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末的约七百年间，儒学尽管在政治制度层面仍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而在思想修养层面的功能，却已为玄学或道家（以及道教）所取代。东晋南北朝以后，以至于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超过了玄学，在士大夫的思想修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李唐奉老子为祖先，尊道教为三教之首，在崇道的基础上推行三教合一的文化政策。

宋朝时期，为复兴儒学，夺回被佛、道占据了七百年优势的身心修养、思想理论领域，宋儒开创了性理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著名的有理学开创者的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集大成者朱熹，心学代表陆九渊，他们以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和复兴儒学为己任，希望重新充分发挥儒学道德修养方面的社会功能。

他们在阐发原始儒学的基本实践原则时，竭力从形上学理论方面给予提高。性理学构筑起了一套“性”、“情”、“气”、“天理”、“人欲”的体系之后，才使儒学在形上学理论方面能与道家的“道”，佛教的“实相”、“佛性”等形上学理论体系相抗衡。

明清时期，统治者采用八股取士的办法，科举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文体是八股文，以朱熹四书集注为解释版本。这使得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八股取士也成为一种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期间诞生了阳明心学，创立“致良知”，在儒家经典框架内，对朱熹理学进行批判，寻求自我的解放，为后期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一批早期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

宋明性理学的兴起和发展，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学作为伦理道德、身心修养层面的社会功能，从而与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相呼应配合，进一步强化了儒学在社会政教两方面的功能。宋明以后，儒学这种两个层面两种社会功能的一致化，使得许多本来属于伦理修养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而分割不清。而且由于伦理修养层面是直接为政治制度层面服务的，常常使得本来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的规范，变而为强制人们接受的律条。而这种以“天理”、“良知”来规范的律条，有时比之明文规定的律条更为严厉。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曾尖锐批评封建统治者利用性理学之“天理”、“良心”来置人于死地，它比之用明文规定的“法”来杀人更为利害，且无处可以申辩。这是对性理学所引生出的社会流弊的深刻反映。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辛亥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正统地位受到猛烈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儒学正统地位废除。 “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毁灭性打击,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之一。

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儒家思想地位有所提升,成为进行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更多的人把儒学作为传统思想文化遗产“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主张，做学理方面的研究。对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如何汇通儒学与西方文化，如何继承和发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以保持民族的自主精神等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

至此，儒家思想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一是博大精深的原始儒家思想，二是汉朝儒家正统文化的确立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论文，三是宋明理学的发展，儒家思想有不竭的生命力，它能不断吸取其他思想的先进部分，也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应性的调整。

那么现阶段呢？儒家的大一统意识、民本意识和道德意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不谋而合。对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这是我们骨子里血脉里流传下来的东西。